“为啥光说坏事，好事一件不说？”13岁的舒钰噘着嘴，喘着气，先是不说话，然后吧嗒吧嗒掉眼泪。 

    舒钰是冯女士的儿子，看过本报4月20日刊登的报道《年轻父母：我们被孩子“捆绑”》中母亲对自己的“痛陈”，舒钰的第一  反应是“愤怒”。 

    记者眼前的这位小男孩，文文静静，全然没有“调皮捣蛋鬼”的模样。 

    班上的同学曾和老师恶作剧，在门缝里夹了块海绵，老师推门死活推不开，同学们在里边死死顶住，等门“呼啦”打开的时候四散“逃窜”。这种事，舒钰是从来不干的。 

    舒钰不否认他们这一代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更愿意强调“90后”的优点，“别以偏概全，误读了我们”。 

    1990年出生的颜仰鑫，靠自己的实力成了一名“合格”的高中生，“没有给家里带来经济负担”，对此他骄傲不已。在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考高中的时候，父母曾打算托关系让他进省重点，被他拒绝了。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谈判，父母最终妥协，接受儿子的意见。 

    回头看，颜仰鑫还“沾沾自喜”，觉得“没有给父母丢脸”。现在，他正慢慢往前冲。对化学和生物有着浓厚兴趣的他，梦想考入兰州大学，把制造生化武器之梦进行到底。 

    颜仰鑫时常冷静地反思自我和“90后”：不理智,太任性,太冲动，做事不计后果。这些认知源于身边的真人真事。 

    初中同班同学犯错误，被家长训斥，很快，训斥演变成了对骂。之后，该同学从家里“偷”出数百元离家出走，父母骑着摩托满城寻找。当同学被父母从网吧里拎出来的时候，已经身无分文。 

    颜仰鑫说自己能理解家长“限制我们，阻碍我们”是“为我们着想”，但总觉得这样无形中隔了一层。 

    “我们像低空飞行的小鸟，时时被束缚” 

    自称被老师打惯了的另一位“90后”，经常“享受”老师“柳丝漂浮”般的抚摸。忘带课本和作业，总逃不了老师的惩戒：趴在讲台上数着自己名字的笔划做俯卧撑，严重的时候还要乘以“三番五次”，“做得肚皮疼”。因此，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名字的笔划总和——22。 

    这位“90后”还说，就这样，自己还远不是典型人物。班上四分之一的同学会被罚抄课文，趴在老师办公室的窗台上，一站就是两三节课，抄不完不允许回家。 

    “罚得太过分了。”同学们奋起反抗，一顿唾沫星子的抱怨，但老师拄着教鞭，在讲台上笑着回应，“10年之内你们还打不过我，10年之后你们又毕业了。” 

    上课、写作业、吃饭被舒钰列举为人生三大痛苦。但该上的课他一节不落，该写的作业他同样要写完。舒钰是个聪明孩子，关于手机、电脑、互联网等方面的知识，他总是家人的老师。不过，代表家里电脑使用“最高水平”的他，一周只能玩上一两次。每天早晨6：20不到起床，晚上常常11点作业还没写完。冯女士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形容儿子是“早起晚睡，披星戴月”。每到周末，总不忍把孩子叫起，“能赖床多久就让赖多久”。 

    刚刚结束期中考试，舒钰最大的愿望是“考试成绩好点，能多活几天”。舒钰向记者掏出心里话：“其实我们不幸福，估计全班80多个学生没几个幸福的。一天除了学还是学，一说玩儿，家长就瞪大了眼睛。” 

    “舒子兵法”，是这个小男孩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出的“应敌”经验，目标是家长和老师。 

    母子俩共同“制造”的一个案例是：晚上临睡前，冯女士到儿子房间探动静。只听儿子嘀咕：“奇怪，怎么同学还不给我发短信啊。”冯女士信以为真，放心而去。没料到第二天冯女士却发现，儿子昨夜手机一共收了23条短信，发了24条。 

    感到学习压力大，生活不幸福的远不止舒钰一个。初二学生李斌源一口气能说出父亲的口头禅：“我现在不管你，你将来肯定会恨我。我小时候成天忙着割猪草，洗衣，做饭，父母压根儿不管，只要有我管你的十分之一强，我都比现在强。” 

    15岁的杜易洋，每到假期总要完成双重任务。除了学校布置的作业，还有家长安排的一大堆，“家里蹲”成了他对暑假最深的记忆。相似的是，李斌源在暑假常被父母反锁在家。 

    有“90后”孩子诉苦说：“家长像只老鹰，我们像低空飞行的小鸟，成天被盯着，吃饭被人管，做作业被人管，就连玩一会儿也被严格规定时间，一超时，准能听到妈妈来自阳台的呼喊声，稍一迟到，便会招来一顿责骂。” 

    众多“90后”孩子深感自己的生活被束缚，行动受牵制。玩的时间少了，玩的空间小了，自由度大大降低，就连玩伴也少了。一位姓曾的初中女生感叹：“我们像一只只被人疼爱的小鱼，放进了自家的小鱼缸里，我们游不开。”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现如今众多“90后”孩子嘴中最亲密的玩伴几乎都是表兄表姐、表弟表妹，同学和亲属之外的朋友很少很少。 

    大半岁的表哥来兰州奶奶家过年，让16岁的田天很是兴奋，从早到晚，俩人玩得痛快淋漓，但很快要分手了，谁都不愿意走。 

    “90后”痛说家史：谁真的拿我们当朋友？ 

    尽管为话语权抗争，但田天还是深感“我的家长比较亲”，他蛮能理解父母的。全家人经常外出旅行，田天总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查看地图，判断方向，父子俩高度默契。 

    “作为一个男人，我也应该像我爸那样向不文明行为宣战，勇敢地揭露和批判。”言语之间，田天抑制不住对爱好新闻写作、时常主持正义的父亲的敬佩，他感觉深受父亲人格魅力之影响。 

    作为父亲的田敬峰，对儿子田天很是宽容。儿子爱上网看动漫，他支持，原则是“不上瘾就行”。儿子偏爱理科，作文稍弱，他鼓励儿子开博客。 

    看完本报之前关于“90后”的两篇报道，不少“90后”希望遇到王恺、李娟式的老师和黄剑华式的家长。对照自己的“生活境遇”，一些“90后”学生纷纷打开话匣子，“痛说家史”。 

    “谁拿我们当朋友，我们欢迎谁。”这是不少“90后”的心里话。他们反感家长姿态式的做朋友和老师策略式的做朋友，同时身边的玩伴越来越少，越来越单一，所以他们内心有疑问：有谁真正拿我们当朋友？ 

    母亲总爱检查女儿的日记，为此母女俩没少吵架。感到隐私受侵犯的这位女生故意在日记里留下侮辱母亲的字句，导致俩人矛盾升级，母女关系更加恶化。 

    李斌源对班主任有意见，曾写进周记，之后班主任在办公室与他单独谈话，批评他“幼稚不幼稚”。从此，李斌源再也没敢反映过什么问题。 

    “其实我们也不是很难沟通，只要大人们放下架子，拉下面子，我们是好说话的，我们会更加尊重他们。”“90后”陈晓婧调皮地把中指和食指交织在一起，借此注解自己的意思。 

    陈晓婧的同学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每逢老师训人，自己嘴上不说，心里不服，“老师训老师的，我们想我们的”，老师在上面认真批评，自己则在回顾刚看过的小说情节。 

    颜仰鑫和聂鑫都是王恺老师班上的学生。王老师的名言他们俩再熟悉不过：“喜欢我这个人，再喜欢我这门课。”他俩的心目中，“王老师的眼里还有我”。 

    “老师必须牵引着学生，主地伸出手递给学生，学生才会搭上自己的手跟老师做朋友。”颜仰鑫说，父母也需要“认知”我们，“人是有情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