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病救人就治病救人吧，还别样儿个啥？这别样儿决非花样儿，而是如二○○○年八月九日《北京日报》所载的事：二○○○年初夏的一天，吉林省长春医院院长、白求恩医科大学教授孙先生，在与朋友聚会的归途中，被一个名叫王涛生的青年用刀逼着劫去了六千元钱。孙先生不愧是先生，他从王持刀抖动的手判断，他是个初犯。于是，在保住性命的瞬间，孙先生便开始了他别样儿的“治病救人”之举。他与王谈心，得知了他因家庭困难和打工时被人两次坑害后，心理特别不平衡才动了歹念的经历。他拒绝了王涛生当面还给他的六千元钱，一再叮嘱他“回去后好好利用这笔钱，用自己的劳动来致富”。他下决心帮助王涛生走出困境。在王涛生两次拒绝这六千元钱之后，他用三千元钱买了五百公斤黄豆、八吨煤和做豆腐的工具，直接送到了王家。当王涛生的豆腐生意不是很好时，孙先生又为他当起了豆腐“推销员”。最后，终于使王家的生活得到了改善。王涛生在给孙先生的信中说：“如果那一天我没有遇到您，我不敢想象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的状况。我现在就想告诉所有外出打工的人，也许你会遇到困难，也许你会遇到不公，但这些都不是做坏事的理由……”
    孙先生如此“治病救人”，确实很有些别样儿。按照一般人的“惯例”，孙先生在估量了对手“实力”后，满可以向对方来一番义正辞严的责骂，随后一走了之；还可以“智取”对方大义凛然往“官府”一送了之。至少，也可以从避免麻烦、风险计，早早的一逃了之。可是，孙先生没有这么做，而是以持久的信任和持久的关爱行动，唤醒、唤回来了王涛生迷失的灵魂。王涛生不仅自己迷途知返，浪子回头，而且还向外出打工的人发出了极具震撼力的呼声：“困难”和“不公”，都不是做坏事的理由！孙先生别样儿的“治病救人”，救在了根本上。这功德，绝不在医生日常的治病救人之下。
    别样的“治病救人”，给我们以别样的启示。孙先生从始至终并未提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话语。但他却以不经意间卓有成效的实践，开阔了我们在“预防为主”、“群防群治”方针原则上的视野———别样儿的“治病救人”，也可以带来他人的幸福和社会的安宁。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别样儿的“治病救人”，可就难说是孙先生的专利了。请别误会，这里没有让谁也去遭一回抢、花一笔钱帮人做豆腐的意思，也没有让谁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手下留情的意思。这里要说的是：人人都应该有些别样儿的“治病救人”的精神。即便不如孙先生那样彻底去“治病救人”，哪怕尽一点儿“救人”之责也是好的。在社会转型期，矛盾多问题多，有些人遭遇的困难和“不公”自然就多。面对“两多”，在以公正为取向的社会政策措施一时不能完全到位不能及时调节的情况下，也就需要民间多一些别样儿的“治病救人”之举，少一些偏见与失误，少一些无情与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