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文豪”成为“大情圣”

    欧盟有一个称为ERASMUS (为European Action for the Social Mobil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的缩写，即：欧洲大学生社会流动行动计划)的学生交流计划。每年，欧洲各地的学生都会向欧盟申请奖学金，到欧洲各个学府泡上几个月。由于计划相当成功，ERASMUS成了交流生的称号。Erasmus是16世纪荷兰的人文主义学者，通晓多国语言，批评传教士的陋习，促进了教会的发展，是北欧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以这位大文豪命名交流计划，显露了主办当局的心思，希望学生们能够在异乡学习的过程中，吸取宝贵的知识，日后可造福欧洲的人民。

    然而，欧洲的文教圈子中流传着一个笑话，笑称ERASMUS计划，已经沦落为ORGASMUS (性高潮之旅)。很多学生其实把ERASMUS当作是公费旅游和结交异性朋友的机会。来自欧洲各地，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躲开了家长的监视，每天尽情玩乐。相处久了，远离故乡的少男少女们自然会擦出火花，做出各种大胆的尝试。

    在佛罗伦萨修读语言课程的时候，我住进了一个19世纪建造的寓所。3个室友——一个厄瓜多尔外交官的儿子、一个学了两个月的意大利文，却只会讲“你好”和“给我一个烟灰缸”的瑞士人，还有一个巴西农夫的儿子——都是典型的“派对动物”。到了夜晚，这个学生寓所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联合国”大酒馆。来自各国游学生豪爽地干下几杯烈酒，一边用着南腔北调的英语、意大利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天南地北地闲聊，一边随着喧嚷的摇滚乐跳动。

    疯狂派对结束了，恢复了夜晚的宁静，室友们搂着舞会上结识的小情人入睡。夏天的佛罗伦萨，冰凉的啤酒和烈酒，不仅浇熄了令人厌烦的暑气，还培育出一段段火辣的夏日恋情。

    对于这一切，亚洲学生大多只是冷眼旁观。每当室友们喝得烂醉，早上睡不醒要旷课，我也只好拖着沉重的脚步，独自步行。

    至于桌子上和水槽里的酒杯、酒瓶和杂物，等到下一次疯狂舞会之前清理干净也不迟。

    上课：坐困语言的牢房

    到佛罗伦萨上语言课程的大部分学生，都将“读书摆两旁，玩字摆中间”。流连忘返的旅游景点，加上精彩的夜生活，语言学院的学生也没多少兴致专心上课。

    佛罗伦萨有几十家小型的语言学院，而我就读的语言学院，坐落在Via Ghibellina，是十六七世纪出了名的监狱街，是软禁政治犯的地方。这条街道的建筑物，外墙特别厚，铁花窗还特别牢固，而我的语言学院的所在地，可以说是牢房改装而成的。

    或许是建筑物设计影响了导师们的情绪，让上课的时间感觉就像坐牢。我被配到中级班，一班8个学生，每天4个小时的课，分成“文法”和“会话”两个部分。导师们用最约定俗成的教学法对学生进行精神折磨。“文法”老师叫学生轮流回答枯燥的填充题，“会话”老师则经常和我们谈论一些闷得让人脑部抽筋的课题。

    和我一起被“囚禁”的同学，来自世界不同的角落，共同的语言是半桶水的意大利文。班上同学其实还蛮有趣的：两个黑山共和国的小女孩，经常沾沾自喜地认为一旦黑山独立，塞尔维亚人就没有机会去海边；修读哲学的克罗地亚男生经常尝试用意大利语讲冷笑话；娶了德国老婆不想回家的美国文学博士；一个每次抱怨被误以为是妓女的巴西女生；一个迷恋意大利文学的西班牙小学老师，还有一个学服装设计的长发日本男孩。无奈，我们对共同语言的掌握不足，大家来来去去只能用上几个常用句子，来表达片面的概念。书到用时方恨少，大概就是这种滋味。

    佛罗伦萨赤热的夏天，总是让人觉得“上课一条虫，下课一条龙”。在佛罗伦萨，课室是最不适合学习语言的地方。走出去，沉浸充满人文气息的博物馆和街道，到城里的报摊、书局、图书馆看书，和当地人聊天，又或者和其他年轻游子一起狂欢，收获还更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