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做得对！”81岁的肖寒坐在家中，回忆起人民日报3月12日发表的《开滦煤矿实行按劳分配政策获得良好效果》这篇报道，激动而坚定的言语似乎能打破整条胡同的安静。

　　“我们做得对”是这位前开滦煤矿党委书记的心声，也是开滦工人的心声。这句话憋了将近10年，肖寒和工人们一起，在厂里薪酬方面实行按劳分配，“自己悄悄干，不敢大声说”。因为在当时，“四人帮”认为，这种做法是“奖金挂帅”、“物质刺激”，这种做法被扣上“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帽子。

　　“开滦是幸运的，肖寒也是幸运的。”如今，老人坦言，那时全国缺煤，周恩来总理年年打电话要煤，开滦煤矿首先要产煤成了一条铁律。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肯定开滦经验。

　　“终于可以不要偷偷干啦，而且随后还在全国煤矿系统推广。”1977年肖寒离开开滦，升任国家煤炭部部长。

　　开滦井下工人挣钱多

　　1970年，最好的肉不到一元钱。井下工人董泽民，拿着第一个月工资75.4元，“心里那个乐啊”。

　　“哎呀！比我还多。”父亲当时惊讶的神情让董泽民至今难忘，父亲做了一二十年井上工，月薪比儿子少了20多元。

　　如今已是开滦集团宣传干部的董泽民，还记得妈妈的那句话：“这下可以挑着买肉了！”

　　“井下工人嘛！”董泽民清楚，当初选择下井就是因为“挣钱多”，这就叫“按劳分配”，但在当时没人敢明说。

　　当时正批判“奖金挂帅”、“物质刺激”，否定奖励机制和工资差别，按劳分配更没有名分。全国不少厂矿“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有的甚至停产。

　　“上一个班得一天钱，无故旷工就得扣工资。”肖寒坚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干活的工人多得钱，也可以让部分闹事捣乱的工人回去生产，“家家都得养家糊口”。

　　一名开滦老工人回忆，受“文革”的影响，开滦一度实行月工资制，工人特别是老工人表示不满。开滦煤矿出现上班不上班一个样，旷工不少得，上班划道儿，开支点票儿。

　　“这是奖励懒人的制度。”为了出煤，肖寒恢复日工资制，多劳者还可以多领钱，出勤率立马提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