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丽认为，既然社会本身不会同情处于弱势的女性，不能为她们生育后的生活提供保障，那么就不应该拿道德伦理来教训别人。她对那些批评代孕的人很愤怒，“今天他们提倡妇女要珍惜生育的权利，要遵守所谓的道德伦理，明天他们就会把那些因为怀孕耽误工作的女性从自己的公司中赶走。”所以王柔和杜丽坚持认为，如果一个家庭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在面对生育这样的问题时，就可以有别的选项，保持整个家庭利益的最大化。

　　从北京到上海，王柔的朋友圈子里已经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选择代孕这种方式，她对记者说：“没有办法，工作压力太大，更何况不怀孕有助于保持一个更为良好的个人形象。”

　　另外一种情况则出现在已经有一个孩子的新富阶层家庭。

　　据了解，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一些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家庭，由于女性常年在家主持家务，有许多空闲时间照顾孩子，但是碍于计划生育政策，不能有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往往就会寻找代孕中介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

　　新富阶层的这一新需求刺激了中国代孕中介的发展。目前，除苏州出现了专门的“代孕”网站外，而其他一些城市如长春、宁波、温州的“代孕中介组织”也渐成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