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功的重新社会化  

2000年12月10日，宫润伯利用他在拖拉机厂学到的车工技术，获得了一次减刑9个月的机会，3年后的2003年11月1日，减刑后的宫出狱，将劳改释放证书揣在怀里的他，并没有按照规定前往身份证上的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报到。 

案发后的一份警方治安梳理报告显示，从监狱出来后，宫润伯先后换了8个地方住。母亲改嫁后的继父家，成为7年后宫润伯从佳木斯监狱出来后重新社会化的第一站。  

黄庆一直很小心地和这个比他小近10岁的陌生弟弟相处。停薪留职在家做装修生意的他，尽管有大把时间和住在隔壁的宫润伯来往，彼此之间却很少说话。  

一直到佳木斯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警察找上门来，他才知道看上去挺老实的宫润伯，已经弄出了让整个城市陷入恐怖的大事情。  

黄庆回忆，沉默寡言的宫，从未向大家提起监狱里的事。黄庆也不敢跟他多说，怕伤及他的自尊心，但宫的继父黄忠看不惯这个看上去有点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我爹嫌他做事不利落”。  

三个月后，宫润伯就从继父家搬走了，到外面卖羊肉串，拉小车，在一家名叫华丽面食的食品店里做帮工。这种临时工的生活总是不能维持多久，每到窘迫的时候，宫润伯总会回来找袁桂香要钱。  

宫润伯找到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开烧烤店，这份工作以一场意外发生的斗殴事件结束。黄庆现在还记得接到电话赶过去时，宫已经在医院急诊室，满头是血，脸肿得像冬瓜。这次原因语焉不详的打架事件后，宫润伯彻底放弃了正常途径的工作。黄庆事后觉得，这次被暴打，可能是让宫润伯彻底走上不归路的原因。 

在母亲托人帮他租到了后来作为杀人现场的那个棚户区房子后，他最后常去的地方是附近的天麒网吧，网吧里随处可见的未成年人，从此毫无防范地进入了他的视野。按照他的供述，找这些孩子是因为“同是弱势群体，不具备反抗能力”。  

案卷显示，对每个进入杀人现场后落入他掌控的孩子，他总是先打两个耳光，再拿刀子恐吓，然后猥亵，他喜欢让后来的孩子看前面遇害孩子的尸骸，再让陷入巨大恐惧的孩子叫他老爹，干爹，高兴时还会掏钱让他们上网。  

继父黄忠至今有几分后悔。他觉得，倘若当初不让宫从家里搬走，也许不会出现这个结果。袁桂香也总是觉得还是应该和儿子住在一起，无论如何他就不会做这种事情了。  

他的指定辩护人遇运辉律师在看守所会见了他整整3个小时。印象最深的是他说的一句话：“快点审快点判，早就不想活了”。事实上，除赵龙外，另外4个被他猥亵的孩子，回家后也随时可能告发他。遇运辉判断，宫润伯从第一次作案以来，其实就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一面是魔鬼般的残忍和狠毒，一面是随时可能崩溃的脆弱和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