臆想中的大学梦
宫润伯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个谜团,是他向警察供述自己一段16年前的光辉历史。案卷显示,在不下十次的讯问中,宫都将自己描绘成一个1990年代毕业、怀才不遇的大学生。
根据他的供述,因为在佳木斯拖拉机配件厂表现优秀,1992年他被保送到省城,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金属工艺学专业,为期三年半的学习结束后,他获得文凭,藉此回到拖拉机配件厂准备提干,这时厂子已经没了,毕业即失业的他,汇入到这个城市数以万计的下岗大军。时世不济,最后走到这一步。
现在留守在这个前拖拉机配件厂的几位管理层成员,对宫描述的这段历史深表惊奇。劳资科长崔秀华说,在宫描述的1990年代初期,工厂已经显现出生产和经营上的颓势,连分到工厂的大学生都纷纷准备走人,罕有保送工人到大学去进修的机会,即便有,也是表现特别优秀,青工宫润伯不可能进入这个范围。
对两个儿子,袁桂香自感家庭教育完全失败。她叹息,倘若能有去省城上大学的机会,宫润伯还会有后来的那些事么?“也许他是在做梦吧,梦里想上大学。”
除了一前一后跨越10年的两个案件中一沓子案卷上的签名和手印,宫润伯几乎没在这个世界留下任何痕迹。袁桂香说当初搬到出租屋时,宫润伯就带走了所有和他有关的物件,连同那张劳改释放证。她一直念叨想去给人家房东收拾一下已经荒芜的房间,又担心无力支付宫欠下的房租。
通过权威渠道,记者获得了两张宫润伯在不同时期的照片。一张是1992年留下的身份证照片,穿着一件白色T恤的宫润伯,留着右分头,脸型瘦削,皮肤白净而不失俊秀;另一张是14年后案发被捕时拍摄的,秃头,表情冷酷,嘴角带有可疑的血迹。这两张无法联系到一起的照片,能看到的是外貌的变化,看不到的,是命运中无数的偶然和必然,一步步吞噬他的人性的过程。
在庭审的最后环节里,宫润伯终于流露出来一抹复苏的人性。被害孩子家长的代理律师陈虹回忆,他向被害人家属表示道歉,甚至表示愿意把自己的器官捐赠给医疗单位,换来相应的经济补偿。但这个试图表示忏悔的想法,因为找不到法律依据,没有被法庭采纳。
宫润伯留给母亲的最后一句话是在刑场,他对执行的法警说:“别去打扰我妈了,我对不起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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