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推移，安越来越像印尼人，而丈夫素托罗越来越像美国人。她想要工作，他想要更多孩子；她喜欢印尼文化，他满脑子想着赚钱。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作为母亲，安用自己的方式影响儿子。她既有理想主义热情，又要求严苛，一直教导奥巴马要为人正直、言谈直率、独立思考。她凌晨四点钟就要儿子起床，赶在上学前让他学习英语。她很在乎儿子的黑人血统，经常带民权运动的书籍、美国著名女黑人福音歌手马哈利娅·杰克逊的录音，以及马丁·路德·金的讲稿回家，要让奥巴马耳濡目染。这一切给奥巴马留下深刻印象，“她相信，人们虽然拥有不同肤色，但本质是一样的，人人生来平等”。安的小女儿玛雅出生于1970年，玛雅还记得自己儿时的玩具，“妈妈给了我很多玩偶，有黑人小姑娘，有因纽特人，有穿木屐的荷兰男孩，看起来就像个小联合国”。

　　1971年，安依依不舍地把10岁的奥巴马送回了夏威夷。小女儿玛雅回忆，那是母亲一生中最困难的决定：“但她觉得，不要被恐惧或狭隘的定义所束缚，不要在自己周围筑起围墙，我们应当尽力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亲情和美好的事物。”一年后，安也回到了夏威夷，她到夏威夷大学就读人类学硕士课程，她以印尼爪哇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素托罗偶尔也到夏威夷探望妻女，但一家人再也没有长期生活在一起。1980年，安提出离婚，恢复单身状态。

　　安·邓纳姆·苏托罗

　　一名自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

　　带着一双儿女在一个窄小公寓里生活了3年后，安决定重返印尼，完成自己的硕士论文。14岁的奥巴马决定留在夏威夷，“当时我挺怀疑回到印尼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也厌倦了一切又要从头开始。”奥巴马在回忆录中写道。

　　安带着玛雅回到了印尼。离婚后，她把名字改为“安·邓纳姆·苏托罗”，并成为一名自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她能说一口流利的印尼语，喜欢印尼文化。她替福特基金打工，捍卫妇女事业，参与协助穷人的小额贷款计划。随后还当过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顾问，到过加纳、印度、泰国、尼泊尔和孟加拉从事乡村开发，奥巴马曾形容她是“一个集工作、求学和养育儿女于一身的母亲”。

　　1992年，安终于完成了自己长达1000页的硕士论文，在卷首上，她写着：仅以此送给贝拉克和玛雅，他们很少抱怨母亲不在身边。

　　1994年，在雅加达与朋友吃晚餐时，安曾抱怨感到肚子痛，当地医生的诊断是消化不良。几个月后，安回到夏威夷。她读到了奥巴马所写的自传体回忆录《从父亲开始的梦想》的草稿。

　　“我有时想，要是当初知道她躲不过那场病，我或许会写一部主题完全不同的书———不是对缺席的父亲的沉思，而是庆幸自己有这么一位永远站在身边的母亲。”奥巴马在回忆录《从父亲开始的梦想》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他还说：“我认为，她是我所知道的最仁慈、拥有最高尚灵魂的人，我身上最好的东西都要归功于她。”时至今日，安的很多朋友还能从奥巴马的身上看到她的影子———奥巴马的自信和干劲，奥巴马的敢爱敢言和极佳人缘。但在那个时候，安和奥巴马都不知道，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安一再感到身体不适，再去医院检查时，她获悉了一个噩耗：卵巢癌，她已错过治疗时机。

　　美联社的记者曾询问多位政治家各自最珍视的纪念品是什么，奥巴马说，他最珍视的是一张瓦胡岛（夏威夷群岛的主岛）南岸悬崖的照片，因为他母亲的骨灰就是撒在那里。

　　1995年11月7日，安去世了，年仅52岁。没有能陪伴母亲走过最后时刻成为了奥巴马的最大遗憾，在夏威夷大学举行告别仪式后，奥巴马将安的骨灰撒向波涛汹涌的太平洋，冲着印度尼西亚的方向。（刘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