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诉不执行背后

　　据透露，宋平顺曾指示“谁给赔钱，就撤谁的职”：“由于被执行人是公安机关这一特殊主体，我们不宜也不能采取强制执行手段”

　　但据记者调查，消极对抗并非塘沽公安分局的原意。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一位退休法官告诉记者：获悉案件受理以后，天津方面曾经组织人员，研讨湖南法院在此案中是否存在程序上的错误。天津高院的意见是：人家立案没有问题，该应诉还要应诉。之后，天津亦有人利用赴京开会的机会，游说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领导出面干预，但最高院行政庭并无任何表示。

　　这位老法官感叹：“塘沽分局没有应诉，从那一天起就已经输了。”

　　事实上，塘沽公安分局在案件开庭之前，已经做出由一名副局长带队前往株洲应诉的部署。“几个人分工明确，转天都要走了，突然接到市局命令，说不去了”。一位不愿具名的民警透露说。

　　当时的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正是2007年6月3日，以天津市政协主席之身自杀身亡的宋平顺。这名“文革”结束后首个自杀的正部级高官，被查明滥用手中权力，为情妇谋取巨额不正当利益，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

　　面对500多万的巨额国家赔偿，宋平顺对案件执行进行了干预。据天津市高级法院的一位法官透露：法院判决后，宋平顺召集公检法负责人指示说，“谁给赔钱，就撤谁的职”。另一个流传的版本则解释说：宋平顺在天津政法系统经营多年，自视一方权威，如何让他接受一个外省中级法院的“责令”？

　　“现在看起来，是宋平顺在阻挠，但他一个人有这么大的能量吗？”2007年8月11日，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在围绕此案召开的专家研讨会上说。

　　《行政诉讼法》规定，对拒不履行判决的行政机关，一审法院可以采取银行划拨、罚款、司法建议直至追究刑事责任4项措施。可是“法律并未规定，如果没有采取应有的措施去执行，法院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应松年说。

　　这番话针对的，是株洲中院在之前的执行过程中表现得不够强硬。这家法院在2004年6月递交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报告中说：此案执行，希望渺茫，无从下手。“由于被执行人是公安机关这一特殊主体，我们不宜也不能采取法律赋予我们的强制执行手段。”

　　此前，株洲中院曾经两赴塘沽，均告无功而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