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问题，是《国家赔偿法》的缺陷。这部法律将国家赔偿和错案追究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赔偿”就等于“认错”，“认错”就要面临“问责”，实践中导致司法机关明知是错案也不愿予以纠正的怪现象。

　　“过去我们有一种观念，认为某一个国家机关或者某一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做了错事，怎么能让全体纳税人掏钱埋单？如果对责任主体不予追究，老百姓甚至感觉不够解恨。因此立法者将‘救济’和‘监督’结合在一起。”2007年9月13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向记者回忆了这部法律的起草过程。

　　“现在看来，我们对国家赔偿的理解并不准确，这几年引发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这对受害人来说，是极不公平的。”姜明安说。

　　目前《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已经列入2008年人大的立法规划。学界流行的观点是：将错案追究抽离国家赔偿，同时各级政府设立专项账户，由财政直接支付国家赔偿。

　　倘若这些制度上的问题都已经弥补，黄友元的利益就能够得到不折不扣的实现么？没有人敢给出肯定的答复。而且，她恐怕也等不到这一天。

　　她已经年逾花甲，最近常常感到胸闷。为了掩饰衰老，她故意打上厚厚的粉底，却无法遮蔽手背上日益增加的老年斑。

　　然而对黄友元来说，专家的意见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她听不懂夹杂法学术语的意见，却对专家的姓名倒背如流，朋友聚会时她总是炫耀般展示他们的名片。

　　在黄友元随身携带的挎包中，还有她视为尚方宝剑的三份材料：

　　1997年7月，湖南省高院在对案件进行复查后认为：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

　　1999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函告中央政法委：此案的实质是公安机关越权插手经济纠纷，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妥，“希望在贵委的统一协调下，使本案判决能够尽快得到顺利执行”。

　　几个月后，中央政法委发函，请天津市政法委“督促公安机关认真做好此案判决的执行工作”。

　　事实上，措辞更加严厉的表态，还能找到很多。

　　1999年5月，最高院党组在一份有关“执行难”的报告中说：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是对国家法治的挑战，是对司法权威的藐视，为国法所不容。报告将“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列为解决困难的首要障碍。

　　7月7日，中共中央将这份报告批转各地区、各部门贯彻执行，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高度重视，以切实行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当年10月，中纪委下发通知，要求对“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滥用权力，乱批‘条子’，乱打‘招呼’，非法干预、阻碍人民法院依法执行的行为”，开展监督查处工作。

　　最近的一份文件是在2005年。中央政法委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政法委开展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专项检查，对非法干预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选择典型案例予以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