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泰晤士报》5月13日文章，原题：谁害怕一个邪恶的中国？为什么？ 在过去2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是值得同情的。它遭受了包括英国在内西方列强的蹂躏、日本的侵略和军阀混战的折磨。150多年来，中国人既错过了国家稳定，也错过了繁荣发展。但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已开始腾飞。上世纪60年代的大灾荒过后仅40年，中国就变成了世界工厂、美国的大债主。这也就不难理解，中国为何想要好好庆祝一下了。

　　中国实现复兴的机会很大。1687年，来自中国的第一位访问者沈福宗到达牛津大学时，他的国家是世上最大的经济体。在过去20个世纪里，中国有18个世纪都保持这一地位。只要没有大的灾难发生，中国将在本世界中叶前再次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中国还不是一个超级力量。然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它的经济实力会产生政治影响。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任何一个世界性问题几乎都不可能得到解决。

　　我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把中国的崛起看作一种威胁。中国的成功对世界有利。如果中国仍然非常贫穷的话，我们会变得富裕吗？如果中国经济崩溃了，我们会得到什么好处吗？认为中国越富我们就越穷的经济学观点，是一种卑鄙的想法。

　　我也不赞同这种说法：美国和中国在本世纪必将争夺霸权。这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也不是人们希望的。我们也许会看到的是，中国漫不经心地试图挑战美国和欧洲倡导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模式。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寻求同中国合作，而不是反对它。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我们关于人权和法制的观点。中国试图更好地理解这些观点的努力应该得到尊重。这是一个所有世界级大学都能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

　　今天牛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包括香港）人数超过了750人，这一数字比1996至1997学年的89人增加了很多。我希望看到我们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为吸引中国的兴趣，我们要对中国表现出更大的兴趣。这就是我们本周正在做的：成立一个世界领先水平的中国奖学金中心。我们将开设当代中国研究课程。我们已经在香港设立了一个校友办公室。

　　当奥运会最后一束焰火绽放时，中国面对的不仅是账单和清洁工作，还有一堆难题：社会公平、环境保护和政治改革。我希望我们能教导更多中国年轻人了解我们的价值体系，希望我们继续与中国大学和智库合作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案。（作者是“末代港督”、牛津大学校长彭定康，陈一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