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杀穷”与“黑吃黄”

　　赵军的研究正在开始系统呈现此类犯罪的特征。他的调查不但包括案卷分析，更是从和警察们一起吃火锅、喝啤酒、看球赛开始的。他将此种方法概括为“入圈式调查”。他的调查显示：越是低端的、不断流动的站街女或发廊女，受到暴力侵害的几率越高。

　　警察们向赵军慨叹：为了保证服务业发展，警员要进宾馆或大型娱乐场所，需要得到分局领导的批准。而高档一点的桑拿，几乎可以“规范经营”，明码标价、前台结账。警员们的处境是：星级酒店不可随便进入，罚款的压力却并未减轻。到旧民房和建筑工地去查外来工，虽然没有限制，可“除了解放鞋，他们什么都没有”。所以，那些最底层的性工作者，更容易成为查处目标。

　　得不到警方的保护，也就意味着更容易受到犯罪分子的侵害。用赵军的话来概括，“越是地下化，就越容易受侵害。”

　　底层的性工作者生活艰难，青岛医学院教授张北川在防艾工作中接触的最贫穷的性工作者，一次交易仅收费5元。而在武汉洪山广场，本报记者取得了前文所言“儿子上大一”的“黄阿姨”的信任，去她家里看看。这个个多次遭劫的女人自认最安全的工作地点，除了一床，惟一的家具就是一张二手桌子上面还刻着“办公室”，寒酸压抑令记者有一种逃跑的冲动。

　　一方面，是最底层的性工作者最容易受侵害;另一方面，对这个最底层的人群实施侵害的，同样多是底层人群。

　　嫖资纠纷，是最常见的血案导火索。在深圳，一个发廊妹的死带给“客人”的收益，是13元现金;在广东河源，一个老翁要将事先商定的50元嫖资“砍”到20元，最终让小姐丧命;在内蒙古某地，“客人”拿不出事先商定的100元，“小姐”提出用3件衣服折抵，争吵最终导致小姐被分尸后弃于水沟。

　　而来自警方的案卷显示，针对小姐群体的绑架抢劫，越来越呈现“专门化”特点。

　　2006年，湖北某地警方破获了一起集团系列抢劫案，主犯经历是：先开发廊“经营”她们，后来索性直接抢劫她们。此人退伍回原籍后没有工作，开设了一个小休闲店，但生意不太好。在平时的闲聊中，他从自己店里小姐口中得知，有些姐妹做生意时遭到过客人的绑架和抢劫，但不敢报案，被劫财劫色，也只能吃哑巴亏。他由此受到启发，开始在网上浏览相关信息。后来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叫“黑吃黄”的网站，上面详细介绍了绑架小姐的各种方法、技巧和注意事项，并宣称：采用该网站推荐的方法作案，至少要做50至70件才可能因疏忽被查获。

　　于是，他联络几个无业人员，给他们介绍相关作案方法，实施针对小姐的犯罪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