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如何评价我们国家目前的抗震减灾机制？

　　马瑾：大规模的观测得有资料，广大的研究人员没数据拿什么做分析？另外，应该做好资料的共享，让更多人拿到资料。让我感触很深的是，汶川发生地震当天，美国地质调查局立刻在网上公布了地震的位置，数据立刻处理出来，比我们快。还有，地震年度会商的时候，得有一批人对预测的地方加密观测。我觉得这些工作做得还是不够。前几天我们刚刚在西安开了会，还说能不能开展一个关于南北构造地震带综合的研究。惦记了几年没逮着这次地震，觉得很遗憾。

　　何永年：现在慢慢地理顺了。比如，由中国地震局提出对某个地区防震减灾的要求，然后由建设部门来负责建筑物的抗震能力。还有水坝、核电、化工等等的问题，各个行业都要负责，保证工程的抗震能力。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来作为指导。目前贯彻的力度不平衡，这有一个过程。如果贯彻得好的话，这次灾害就会轻得多。

　　人物周刊：对于地震的研究是不是会经常让人产生遗憾？

　　马瑾：我们出去做调查，看见这么多坟头，心里很难受，也就是这几年，我们国家经费才多一点，以前做点事情都是紧巴巴的。

　　说句心里话，我们的人才培养有问题。我们现在判断所有人的工作都是看文章，把文章看得太重了，太计较谁是题目负责人。本来呢，地震研究这一摊事，有人搞设备，有人想问题，有人做实验，有人做观测，他们能够组合成一个整体，有一个总指挥就行，但有的人觉得，你要当个负责人，他怎么办？他不能当负责人他就提拔不了，当不了研究员。那么好吧，所有的事情大家分摊，现在大家当负责人，谁也不听谁的，谁都只能做小题目。现在的机制把所有人都变成一种类型的人了。

　　地震研究本来就有很多分工，大家应该结合起来，资料共享，判断不同分工的人应该有不同的标准，各人有各人的事情，得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建立一个协调的机制来对付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