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情人士说，大多数SP商与通信运营商的合作是在省和省以上公司层面签订的，地市、县公司染指的机会甚微。加上部分SP商本身与通信运营商甚至管理部门的人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分配给SP商的利润，很多要回流到这些内部人手中。

终审判决后，罗秋林曾决意向湖南省高院申诉。他认为，这样的案件很有典型意义，它暴露了一个司法操作中的维权难题。

罗秋林称，法院的判决事实上是庇护一方的利益，从而使消费者权益保护成为空谈。“全国有5亿用户，每人搜刮2元，SP商的获利是10亿元，赔偿或补偿给用户2000元,是很小的责任承担。”

他认为，陈曙光的做法被认定为有罪，完全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

罗律师认为，对于SP商的短信欺诈管理，国家有关部门的约束实际上存在极大的漏洞。信产部的公共网站上说，只要用户撤回投诉就不考核，也不罚款，这就是SP商愿意出钱协商解决问题的关键，这对SP商来说成本低多了。

罗律师认为，该案判决有失公平。如果追究陈曙光等人的责任，也应追究SP商的责任。事实上，仅有冷水滩区人民法院在叶剑一案判决中有“SP商广发短信诱惑手机用户，产生不必要的话费，存有一定过错”的书面谴责，之后再无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