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公民能力 孩子身上体现出强烈的权利意识
“对一些贫困的农村家庭而言，平民学校的吸引力可能在于全免费，难以认识到它对孩子今后的深远意义。”休宁县委书记胡宁说，平民教育不是“贫民”教育，不是平庸教育，不是平常教育。事实上，在这些年幼者的身上，已经体现出强烈的权利意识，包括表达、批评建议、监督、参与竞争和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
张晓琳曾让一名学生停课反省，很快，她收到了一张纸条，汪丽媛同学在其中用到了“建议”一词，提醒校长“不能用他上课的时间叫他去写话（指自我反省——记者注）”，那会影响学习。
校长的办公室随时敞开，经常会有学生整理她的房间。有人因此留下一张纸条，表达了对校长的不满：“张老师，您能不能自己也整理一下房间里的衣服？”张晓琳赶紧照办，第二天，她就得到了学生的表扬，纸条上写着：“您做得真棒，我们说一次您就做到了。”
几乎每一位老师都接受过孩子们的“教育”。张晓琳笑着说：“学生也在帮助我们进步。”有一段时间，年轻的朱海燕老师总是扳着面孔上课，课后便有学生认真地对她说：“老师，你上课的时候能不能笑一笑？你不笑，我们也觉得没劲。”朱老师上数学课，要求学生画直线必须用尺子，但有一次她“偷懒”，直接用手在黑板上画了一条，还自以为很直。一个学生站了起来，毫不客气地指出：“老师，你没有用尺子画直线。”
“老师，你为什么不拔草？”当一名男生抬起头，满脸疑惑地把这个问题抛给徐臻老师时，这位从徽州师范学院毕业不久的小伙子显得很尴尬，他赶紧掩饰，对学生说：“你们先拔，我去别的地方看看同学们，再过来拔。”
有人把学生们的这些行为看作一种简单的、“童言无忌”似的表现。平民学校的老师不同意这种观点。她们认为，那是训练和引导的结果，就像教育一个习惯说谎的孩子变得诚实，让自私的孩子学会想着别人一样。
在这所偏僻的山村小学里，正在发生着一种可喜的变化：学生们较早开始接受民主竞选的启蒙，班干部人选不再由老师确定或经学生轻率的举手通过。2007年3月7日,由三年级率先试点班干部竞选，邀请其他年级观摩。“这样有趣一点。”一名同学事后评价。
聂圣哲从公司派了两名员工协助学校制定了选举的程序和规范：公布岗位，学生根据自己的愿望和能力报名或者提名，然后演讲、投票、当场宣布结果。
校方担心冷场，允许一人报两个志愿，结果出乎意料，众人争相报名，其中参与竞选劳动委员的竟达16人，接近全班人数的一半。而班长一职遭遇冷落，只有两人竞争。
3月7日这天，一场像模像样的竞选在学校餐厅展开，餐纸盒被做成了投票箱摆在显眼的位置。候选人先后走上前台，“脱稿演讲”。凌海东注意到，演讲虽然没什么气势，却很实在，候选人都知道，该怎样说才能取悦于手握选票权的同学们。一名竞争班长的女同学表示要做到“六点”，“尽我所能去帮助同学们”，最后，她向每一位演讲者那样请求大家“投我一票”。
凌海东觉得很有意思。他发现孩子们投票显得很慎重、有主见，会参考候选人平时的表现。有人演讲很好，成绩也不错，却得零票。10岁的汪庄严口齿伶俐，竞选副班长失利。“为什么我的成绩好，他们都不选我呢？”后来，他觉得自己找到了原因，“可能是我睡觉的时候讲话，上课的时候有时没有认真听讲，劳动的时候没把卫生打扫好。”
尽管很伤心，并感到不服气，小庄严还得按照程序和胜出者握手，表示祝贺。当选的同学则要“感谢大家投票选我，我一定好好为班级服务”。打击激起了汪庄严的决心，他表示不会气馁，要继续进步，“这一次没有选上，下一次还有机会，下下次还有机会”。
学生们的潜力和积极性一旦被挖掘、调动起来，常有令人欣喜的结果。张晓琳还尝试着让他们逐渐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来，发现“劲头很足”，孩子们会主动用石头填平水坑、在陡峭的坡上挖出几个台阶，从家里带来树苗种在宿舍楼前空置的小花坛里，还提醒校长，有的寝室窗户没有纱窗，是不是可以去买？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在二年级的一次班会上，有同学提议成立互助小组，为此，同学们提出各自的方案。有人愿意拿出压岁钱，或者“一直到放假都不吃鸡蛋，等冬天给那些生冻疮的人买药擦”、“回家捡瓶子卖钱，给生病的同学用”。
去年10月，这所人数不多的学校召开了第一次运动会，设计了隆重的入场仪式，领队扛着彩旗，带着各班的运动员踏着锣鼓声依次步入赛场。“这些活动，包括文艺表演、庆祝各种节日和野炊，以后都要让同学们参与组织。”张晓琳说。
学校正在考虑从四年级开始设立学生会，“锻炼他们的组织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告诉他们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和责任参与管理”。凌海东透露，还要搞听证会，培养他们维护权利的方法。“如果觉得老师的处理不公正，学生就可以提出开听证会的要求。”他说，一个合格的公民必须具备这些素质。
有人担心这些孩子离开平民学校，进入全新的环境后，会有变化。对此，张晓琳并不担心。校长乐观地预计，她的学生们即使不上大学，回到村里，也能改变他的邻居和村庄的风貌。
这种影响力已经显现。一些孩子会要求他们的家长不要向河里扔垃圾，“把塑料收起来，将容易腐烂的垃圾掩埋”。读初一的表哥和妈妈因为谁捡掉在地上的钥匙，僵持不下。一年级的女生走上去，大声对表哥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男孩惊讶地看了妹妹一眼，赶紧捡起了钥匙。
星星之火能否燎原 要在短期内抱一个金娃娃不现实
陶行知曾精辟地提出，所谓健全人格包括：私德为立身之本，公德为服务社会国家之本；人生所必需之知识技能；强健活泼之体格；优美和乐之感情。现在，学生们表现出色，还改变了一些老师不安的心，不断带给他们信心和快乐。
用“和学生朝夕相处”形容平民学校的老师，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几乎24小时都呆在孩子们的身边，同吃同住同劳动。朱年红和吴小红从建校时就来了，感觉“比较吃力”，曾想一走了之。此前，作为乡村小学的代课教师，她们“只管上课，不管做人”，轻松多了。
更痛苦的是，她们固有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对学校的理念，一些老师同样有过怀疑。
平民学校有几千册图书，包括童话、故事、小说、科普、社会等方面的书籍，唯独没有优秀作文选和“如何写日记”。几名来自公办学校的支教老师感到困惑，一直以来，优秀的范文都是他们教学的重要工具。“不能让孩子这么小就去模仿，他们应该写出自己的心里话和真实的东西。”张晓琳解释说，“我们不需要靠模仿去获得考试分数上的优势，帮助他们养成观察事物、写真人真事的习惯更重要，其次才是写作技巧。”
老师们遇到了一位强势的校长。“我们难以接受张老师说话的语气，有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感觉。”朱年红说。张晓琳习惯以强硬的口吻要求她的老师们该怎样做，忽视了这些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的心态。
比如，对黑板上的板书，有的老师会很随意地把“口”字写得像“12”，张晓琳觉得这样不行，因为孩子们会模仿，她要求：必须画上田字格，把字工工整整写在里面。对某位语文老师，则严格要求她“点批”学生们的作业，既要订正错字和不规范的写法，还要示范。
但是，校长的权威遭到了激烈的抵抗。她们常常发生口语上的冲突，各说各的理，互不买账。在一段时间里，张晓琳显得很痛苦，甚至怀疑自己，“难道我错了吗”？她后来承认，有点操之过急。
“我想让她们感觉到我的真诚，但没人理解。”张晓琳说，新同事戒备心很强，不愿袒露心胸交流。她把症结归结于，在传统学校里，“她们长期不愿暴露自己的思想，怕受到嘲讽和伤害，只是暗地里和同事较劲”。
个性很强的朱年红老师不好意思地笑了，她说：“那时候，张老师不找我们谈话，我们是不会去找她的。”但有一次例外，他们提出了加工资的要求，否则就要离开。张晓琳拒绝了，她说：“要加工资可以，等你们有业绩的时候。”
后来，校长求助于自己的阿姨，一位60多岁的老教师，请她听两位老师上课、点评，上示范课。“阿姨说话口气温和，能够感觉到是在真诚地帮助我们，也由此认识到了张老师的好意。”朱年红说。
转折就此开始，同事之间坦诚交流的氛围逐渐形成。
尽管老师们，特别是四位刚毕业的年轻人，“在这里总有做点什么的冲动”，也无法消除校长内心的焦虑。“对学校的理念和做法，他们经历了从怀疑、困惑到认同的过程，但离坚定不移还有距离。”张晓琳说，学生们需要掌握的品质、能力和知识，一些老师可能并不具备。
全新的教育理念显然吸引了22岁的李嘉敏，这位徽州师范学院的毕业生笑呵呵地感叹：“来到这里，我才后悔小时候怎么没遇到这样的学校，有的话，我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被吸引的还有英国狮子电视台的编导们，2007年，他们受BBC的委托来中国拍摄名为《中国学校》的电视专题片，最终被胡宁的介绍所打动，选择了休宁。曾是报社总编辑的胡宁告诉他们，这里留下过陶行知的足迹、出过19位科举状元、有一所百年老校休宁中学和新生的平民学校与木工学校。这两类学校的对比，在电视台的编导看来，“正好反映了中国教育发展和变化的过程”。
胡宁高度赞赏平民学校“对中国教育的标本和示范意义”，但其他地方是否都能有休宁这样的幸运，他不得而知。“这棵小苗要长成大树，需要社会更多的关爱与呵护，需要政府更大的作为。”这位县委书记说，陶行知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被社会所接纳，要在短时期内抱一个金娃娃，不现实。在他眼里，平民学校就是中国教育的金娃娃。
休宁的公办学校依然没有为之所动。胡宁认为，在目前的体制下，公立学校如果不改变其考核评价的体系，平民教育的理念就难以推广。
1926年12月3日，陶行知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名义起草了《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表示“我们已经下了决心，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促使这种教育普遍实现。20年后，这位一生以教化国民增强民智为己任的教育家去世，星星之火仍未燎原。 (记者 李斌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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